《詩話》卷三第四七則：
“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餘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
今案“作史三長”出《【新】唐書·劉知幾【子玄】傳》，謂“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袁枚擴而充之，改“世罕兼之”為“缺一不可”，而適用之於詩，並謂“識最為先”，良有見地。
實則才、學、識三者，非僅作史、作詩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藝術活動、任何建設事業，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質有不一而量有不齊耳。
“識”即今言“思想性”。“識最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誤用才與學者亦有其“識”，特“識”其所“識”耳。彼反對政治第一者，在彼亦為“政治第”，乃“反動政治第一”也。彼反對階級鬥爭者，在彼亦正進行其階級鬥爭，彼站在反動階級立場而進行鬥爭也。
“識”，在曆史轉折時期則起質變。故有奴隸製時代之識，有封建製時代之識等。袁枚之“識”，封建製時代之識也。即以其《詩話》而言，故在當年雖曾風靡一世，而在今日視之，則糟粕多而菁華極少。居今日而能辨別其糟粕與菁華，則正賴有今日之識。“識最為先”，畢竟一語破的。
【但袁枚是無定見的人。關於作詩，才、學、識三者孰先之論，就有三種說法。《詩話》中以“識最為先”矣，此外卻還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製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蔣士銓《忠雅堂詩集》序，在《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標題為《蔣心餘藏園詩序》）
二、“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韻長，不徒詩學宜然，即其人之餘休後祚亦於是征焉。”（《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錢竹初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