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隻要他（她）能活到一定歲數，都有自己的曆史。當然，有願意說和不願意說的，也有會說的和不會說的，到了一定級別的大人物有寫回憶錄的權利，甚至還配備專人來操刀。有錢的闊老隻要高興，就會有曆史學家上門服務，寫出板磚般大小的傳記來。小人物自然也可以在自家的門裏門外吹吹自己，也可以算是一種發表，隻要吹者有了一把年紀，隻要有人樂意聽。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小人物自述曆史最繁盛的時代，那時候無論城鄉，到處都有苦大仇深的工人農民上台講述自己悲慘的家史，可惜的是這種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曆史”的活動，組織得過於嚴整，以至於家家戶戶都差不多一個模式，聽多了印象反而淡了。
除了在自己門前的發表，普通老百姓自己的曆史，一般是不可能公布的，顯然老百姓自己也不奢望公布，即使是那些能寫的讀書人，真正期望在成文史上留下自己經曆的人也並不多見，除非他（她）碰巧幹了件大事，又碰巧被人記錄了下來。所以，一般很少有人費心寫自己的曆史，即使他能寫，對自己的曆史也不乏敝帚自珍的感覺，越到老年，越是熱衷於跟人嘮叨，但是他們都知道，想要發表，即使發表了想要有人看，確實難。不過，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還是有不少人寫過自己的曆史，隻是他們自己沒有保存，更沒有人替他們公布。
遠的不說，就說1949年以來，有過多少人入黨寫過自傳，又有多少人在挨批判的時候寫過自傳性的“交待”，我敢說，出於對組織的忠誠和信任甚至還有恐懼，這些普通人寫的自己的曆史，絕大多數都是真實的，至少在改革開放前是如此。
這些真實的自述史，現在基本上還在各級各色組織機構的檔案部門睡大覺，非經特許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一天能將這些東西公布開來，別的不說，共和國的社會史研究就將有長足的進步）。不過，事情總有例外，近十年來，隨著社會組織和成分的多元化，原來鐵板一塊的組織人事檔案也出現了局部的混亂，有些人的檔案居然會流散出來，化為商人牟利的商品，我就在北京的潘家園舊書市場淘到過一套某人1950年的入黨誌願書和他的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