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們現在的大學給自己找曆史一樣，硬要再往前推，那麽九品中正製下的學校變成科舉製下的學校要算一次，察舉製下的學校變成中正製下的學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為師”到西漢設立博士子弟員，似乎也是一次，最後，孔老夫子辦私學當然也要算。我這麽算其實沒有給改革拉一個顯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紀，不是康有為變法的年代，斷沒有必要將大成至聖文宣皇帝的鼻子塗紅，拉來撐台。沒辦法，如果按“改革”這個思路，那麽孔夫子在民間辦班講學，而且規模龐大——弟子三千，就是對原來的貴族公學體製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隻是自孔子以後的教育改革，雖然各自形式上的差異都挺大，但味道其實都差不多——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教育體係，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選官製度捆綁在一起，以至於到了明清之際，選拔官員的科舉製和學校已經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進學”就等於邁進了預備官員隊伍的門檻，所以窮酸的範進進學回家，老丈人胡屠戶要拎串大腸和一瓶酒來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盡管主導者心裏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實質，卻是要徹底潑掉“學而優則仕”這個千年老湯，在中國建立西方導向的現代學校體係。所以，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們摸到現代門檻以後曆次改革的始祖，當然也就對後麵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種恒久價值和意義。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動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憲預備，還都是上麵熱鬧底下冷，哪個也不及教育改革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連農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動。
眾所周知，清朝的科舉製是跟學校製度捆綁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連當時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東西的地步。然而，悲劇也就此發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卻拿選官製度開刀，以廢科舉作為興學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興學堂必須廢科舉，學堂之興起，所取代的是科舉製度。實際上，當時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現興替的，隻是從國子監到各個府、州、縣的官學，以及部分書院和社學之類的私學，與新興的學堂係統之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