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鄉村自治的研究出現某些實質性的轉機，一些有心人不再廳斤於村民選舉及其程序，而把目光投到了鄉村治理結構的轉型上。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所設計的方案基本上還是在原有的基層行政框架上打轉，隻是自治的重心落點有差異而已。其實，現在全國一盤棋式的基層縣、鄉鎮、村的三級架構，本身就是近代以來國家政權極度擴張，最終實現動員性體製的結果，與自治的路徑正好相反，是一種半軍事化的基層結構。很難設想，如果不是為了動員的需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區差異如此大的國度，各地農村生活狀態、風俗文化、居住習慣、生產方式乃至地形地貌千差萬別，卻整齊劃一地采用三級架構。實際上，中國農村的基層架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從來沒有統一過。縣以下既有我們常見的保、甲、鄉鎮，也有什麽莊、都、圖、社、約、堡、寨等名目。
實際上，曆史留給鄉村自治的是這樣一種麵目的基層政權，首先它們帶有很濃的傳統色彩，基本上屬於任務導向的，也就是說，它隻關心稅收和秩序的問題，且行政效率低下，而結構相對臃腫（主要指縣級政權，雖然正式官員不多，但書吏往往會有膨脹，至於衙役常常超過限額數倍乃至十數倍）。而且，我們知道，傳統政權關心的重心在秩序的穩定，而且自知其效率的低下，所以一般不介入經濟活動參與經營。但是，我們現在的基層政權，不僅承擔著傳統政府類似的事務，而且還要負有領導當地經濟發展的職責。結果，一方麵“排腦袋”式的“首長工程”在鄉鎮甚至村莊遍地開花，造成大多數鄉鎮陷入了足以令它們破產的債務危機。而且，政府機構自身福利過分地依賴“創收”，本身已經使政府行為趨向牟利化。各種“富民工程”之所以毫無效益地一個接一個地推開，跟幹部們借此牟利的強烈動機有關，不折騰點事出來，就不好撈錢，就像《紅樓夢》裏的賈府一樣，隻有大興土木建園子，各色人等有了差事，才有機會，盡管“廟”要破產，但裏麵的方丈和某些和尚卻因此而富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