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讀書》（2002年）第四期上有人跟我商榷，心中先是一喜，作為一個學界的門外漢（頂多是一腳門裏一腳門外），有人理睬你的文章，不管怎麽說都是值得高興的事。及讀到姚洋先生的文章後，未免又有點發愁：怎麽將我和溫鐵軍先生綁在一塊兒批？溫先生我素昧生平，但對其學問一向佩服得緊。在我看來，去年溫先生在《讀書》上的那兩篇文章，無論眼界還是見識都是我那篇小文章無法企及的，捆在一起批將下去，客觀上卻是抬舉了我，讓我有叨光之嫌。在下雖然區區，但白占人家便宜畢竟心下難安，況且，溫先生文章的立意跟我並不一樣，強拉我給他陪綁，不僅姚先生板子多少打得難免有點冤，弄得我答辯起來都難，因為實在弄不清哪個板子是打在我屁股上的，如果不是，以我之淺陋是不便於替溫先生作答的。
我的那篇小文，我以為意思非常簡單明了（或者說淺陋），無非是說，中國農村的自治，需要利用傳統的自組織資源，曆史的經驗證明，鄉村組織資源的破壞，國家政權的下移和行政幹預是不能逃其咎的（包括改革前全能式的政權網絡），而現今以選舉為特征的村民自治，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民主賜予，這種全然不理會傳統，一味借行政之手嫁接民主的做法，其動機和效果都是可疑的。
作為一個還算知道一點曆史的人，我對於古代社會並沒有比姚先生更多的浪漫想象，決沒有將那時的農村都想象成五柳先生筆下的桃花源，不知漢，無論魏晉，但古代的鄉村存在自治的狀態，卻是一個不需要過多爭辯的事實。我不知道姚先生所謂的“真正的自治體”是指什麽，是否有一某國標準的樣板尺子在那裏。如果那樣也許學術研究就方便了，拿一個標尺去量好了，合則說yes否則說no，天下太平。古代社會固然國家法律也覆蓋了鄉村，但出了案子，民不舉，官一般是不會究的，包括人命重案。農民無論對於《大明律》還是《大清律》統統全無概念，對他們來說，明了的隻有兩條：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與其說是法律意識，不如說是基本社會倫理意識更恰當。鄉村固然沒有“法律和執法機構”，但類似機能還是有的，不僅宗族可以有某些為國家默認的調解甚至執法功能，其他的一些社會組織有些時候也可以幹類似的事。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香會在進香過程中對成員違規的處罰，就很難界定是否侵犯了官府的法律權限。往深點說，山西有些地區曾經有過“渠甲製”，這種民間的渠甲機構對用水區域就擁有某種法律才有的製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