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這個題目的時候，腦海裏首先出現的是侯寶林的一段相聲，說是清末光緒和西太後相繼駕崩，全國停止娛樂，唱戲的不得已都改了行，賣菜的賣菜，賣西瓜的賣西瓜。隻不過，相聲裏的改行都是暫時的，皇帝和太後大喪過後，戲唱得更火，京劇界所謂的四大名旦，四大須生之類的名目，都是那以後才冒出來的，而1982年夏天有關我的改行，卻是永久性的，從那以後，我從一個本該伺候拖拉機和收割機的農機助理工程師，一步步變成了用我大學同學的話來說，一個耍筆杆子和嘴皮子的人。
那年的夏天，在我的記憶中是大段的空白，中國和世界好像都沒發生什麽大事，也許最大的事情就是78級的我正好趕上畢業。我所讀的學校，說來有點慚愧，是當年王震領著轉業官兵在北大荒開荒的時候，乘著大躍進的熱乎勁辦的，不知為什麽後來沒有像那個年月鬧的很多熱鬧一樣被調整掉，反而成了一所正式的大學，一所“文革”期間惟一“不見鬼”（毛澤東說，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的農業大學。學校設在離中蘇邊境幾十裏的一個廢棄的日本兵營裏，我們上學的時候，一些試驗室和實習工廠還用的是日本人的營房。學校四周，是大片的農田和荒地，以及不那麽荒的山（大樹都被日本人砍光了），這也許是我們學校的最大優勢——談戀愛的地方供應絕對充足。寫到這裏，按規矩得描述一下生活的艱苦或者接著到來的詩情畫意什麽的，可惜，兩者都沒有。原因是我學的是農業機械專業，課程特重，每天要上8節課，還要應付幾十上百道需要費去幾大張演算紙的作業，還不算製圖和做試驗。那些年，山外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包括剛剛開始流行的日本電視劇、流行歌曲以及還在爭議中的迪斯科和喇叭褲，我都沒有感覺。四年下來，累得心中隻剩下一個念頭：總算過去了，以後打死也不上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