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研究上的資料問題
關於秦以前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我前後費了將近十五年的工夫，現在是達到了能夠作自我批判的時候。
我首先要譴責自己。我在1930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一本書，雖然博得了很多的讀者，實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有的朋友還沿用著我的錯誤，有的則沿用著我錯誤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錯誤的判斷，因此關於古代的麵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這個責任，現在由我自己來清算，我想是應該的，也是頗合時宜的。
我在這兒想先檢討一下處理材料的問題。
甲 關於文獻的處理
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
研究中國古代，大家所最感受著棘手的是僅有的一些材料卻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沌，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
關於文獻上的辨偽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學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雖然相當透徹，但也不能說已經做到了毫無問題的止境。而時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來才開始的。
例如《周易》固然是無問題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認為殷末周初的作品，我從前也是這樣。據我近年來的研究，才知道它確是戰國初年的東西，時代拉遲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為研究殷末周初的資料，當然是完全錯誤。
又如《尚書》，我們早已知道有今古文之別，古文是晉人的偽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裏麵也有真偽，也是到近年來才開始注意到的。例如《堯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謨》（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貢》、《洪範》這幾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實都是戰國時代的東西——我認為當作於子思之徒。我在前雖不曾認《典》、《謨》為“虞書”，《禹貢》為“夏書”，以作為研究虞夏的真實史料，但我卻把《洪範》認為確是箕子所作，曾據以探究過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