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論孔墨的基本立場
到了現在要來論孔子與墨子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都是大師，有不少的門徒，尤其孔子，二千年來是被視為了通天教主的，關於他們的事跡和學說，自然不免有不少的美化和傅益。譬如我們讀一部《新約》，便隻見到耶穌是怎樣的神奇，不僅難治的病著手成春，而且還有起死回生的大力。孔與墨雖然沒有這樣被人神化，而在各自的門戶內是充分被人聖化了的。因此，我們如未能探求得他們的基本立場之前，所有關於他們的傳說或著作，我們都不好輕率地相信。那麽又從什麽資料上來探求他們的基本立場呢？很可慶幸的是他們的態度差不多完全相反，我們最好從反對派所傳的故事與批評中去看出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反對派所傳的材料，毫無疑問不會有溢美之辭，即使有誣蔑溢惡的地方，而在顯明相互間的關係上是斷然正確的。因此我采取了這一條路，從反對派的鏡子裏去找尋被反對者的真影。
墨子後起，他是反對孔子的。在現存的《墨子》書裏麵有《非儒篇》，那裏麵有幾段關於孔子的故事，我覺得最有研究的價值。
第一個故事：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
晏子不對。公又複問，不對。
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
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周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之類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