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清末新政時期，清朝的最高統治者犯了大錯，一邊借鐵路國有政策，把地方的路礦權收到自己手裏，一邊驅趕袁世凱，搞皇族內閣，把兵權和行政權也集中到自己手裏。最終惹出大禍，逼得原本的朝廷支柱立憲派士紳倒向革命，結果是幾個新軍士兵一哄，呼啦啦大廈即傾。如果這樣的錯誤不犯或者犯得輕一點，局麵遠不至於如此不可收拾。君不見，同樣是辛亥年，四月革命黨人廣州起義（即今日我們所說的黃花崗起義），傾全黨之力，也攻下了兩廣總督府，但最終還是失敗了，沒什麽人響應。但五月皇族內閣出台之後，十月，一群新軍士兵，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一哄而起，居然全國響應。在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大士紳湖北省谘議局的議長湯化龍就“從逆”了。
當時清政府當家的滿人親貴錯誤犯的很低級，但這樣的錯誤，也不見得一點道理沒有。當時清廷在改革，其中的政治改革就是立憲。在預備立憲過程中，各省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選舉，已經大大地拉高了士紳的參政積極性，一部分的新市民，自主意識也在覺醒。如果一直這樣選下去的話，民意或者說紳意乃至工商界意識的提升，是必然的。這樣的民意提升，勢必會逐步削弱滿族的特權，壓縮滿人統治的空間。其實，在實行預備立憲之初，就有外國人提醒滿人，說你們作為少數族裔的統治，如果民氣上升，選舉的結果，勢必導致你們的下台。這樣的提醒，不能說沒有道理。中國當時預備立憲，是學日本和德國，相對比較保守，但隻要這個門一開，作為少數族裔的統治者，實際上沒有特別的辦法，控製立憲不向英國方向發展。為了防止最後被合法地選下台，事先把資源和權力都抓在自己手裏，不能說不是一種看得見的選擇。攝政王載灃是海陸大元帥，載灃的兩個兄弟，載洵是海軍大元帥，載濤則掌握參謀總部（軍谘府）。再加上一個皇族內閣，把所有的資源，所有的權力，都抓到自己手裏。我這裏要兵有兵，要錢有錢，要鐵路礦產有鐵路礦產，你們那邊什麽都沒有，想反也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