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起來，清朝對於官員的法度還是比較嚴的，別的不講，單一項，守土有責，就挺要命的。地方官無論手中有兵無兵，有人打上門來，外敵也好，內賊也罷，隻要人家打破了城池，你可以戰死，可以自戕，但不能逃，隻要做了逃官，追究下來，必定是個死，而且名聲大壞，辱及祖宗，累及子孫。鬧太平軍的時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做安徽巡撫，城破而未殉節，西太後看在翁同書的父親翁心存是同治皇帝師傅的份上，未加追究。但曾國藩卻不肯，接二連三死咬不放，指使手筆如刀的李鴻章上奏，硬是把個翁同書流放了才算罷休。其他人沒有翁心存這樣靠山的，基本上，早早就準備好了毒藥，先把老婆孩子打發走路，城一破，就仰藥自盡，給自己的兒子，留個“烈士子女”待遇，功名和仕途上，有諸多的優待。
但是，這樣的法度，皇帝本人卻天經地義可以法外不問。晚清時節，皇帝一共跑路兩次，誰也不敢說半點不是。官員棄城而逃叫做違法，而皇帝逃城卻被叫做狩，從字麵理解，說是去打獵了。這個狩，向北就叫北狩，向西就叫西狩。被人活抓了，當俘虜押走，隻要是向北走，也叫北狩，比如北宋的欽徽二宗。在這一點上，清朝的皇帝還真的不如明朝的皇帝，別看明朝昏君多，但人家在兩次敵人兵臨城下的時候，都沒走路。大概清朝的皇帝遊獵人出身，天生就沒有守城的耐心和膽量。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當時的湖廣總督瑞澂很不爭氣，那邊楚望台的炮一響，革命軍還沒有攻到總督府，自己就先在後花園挖了狗洞，一溜煙跑到楚豫號兵艦上，給下屬示範了一個隨時可以溜號的榜樣。當然，餘下的人，也就沒有鬥誌了，一夜之間，武昌易色。對於這樣的瑞激，朝廷給的處分是革職留任，要他把丟了的武昌奪回來。這樣的處分，按清朝的慣例，如果後麵被處分者表現稍微好一點，位子一般是可以保住的。所以，後來的遺老遺少們很是不忿，因此有傳說，這樣的從寬處理，是因為隆裕皇太後做了幹預。說是當時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奕劻力主從嚴，但隆裕不肯。奕劻說，封疆重臣，棄職逃去，豈可寬貸？隆裕說，庚子那年，咱不也逃了嗎？於是奕劻隻好作罷，退而忿然跟人說，小舅子保駕。因為瑞澂是載澤的妹夫，而載澤是隆裕的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