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朝的滅亡，一個流行甚廣的說法是，由於清政府沒有加強媒體的管理，在新政期間，媒體總是發布有關政府的負麵消息，做負麵評論，清朝，實際上是被媒體搞垮的。類似的“結論”，有時也被用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權的覆滅上。在某些人看來，媒體即使不是舊政權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個有力的推手。
不錯，武昌起義發生之後，全國多數的媒體，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革命黨人辦的媒體謊報戰況，其他媒體也跟著起哄，報憂不報喜。但是，這場革命，卻不是媒體鼓動起來的。起義發生的1911年初，武昌發生了一個轟動全國的媒體事件，《大江報》案。此案的發生，是由於這份具有革命黨背景的小報，的確違反了清朝的報律，公開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糾治，將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無可厚非。但盡管如此，這種政府整治媒體的行為，還是引起了全國輿論的一致不滿，幾乎所有的報紙（包括沒有太多政治立場的報紙），都一邊倒地聲援《大江報》。而武昌當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關押審訊的兩位報人。耐人尋味的是，報紙鼓吹暴力革命在先，並沒有激起武昌新軍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們的響應，而後來事情鬧大，報紙遭到迫害，也沒有引起士兵們的義憤，進而采取革命行動。隨著兩位報人詹大悲和何海鳴的鋃鐺入獄，案件居然平安結束。跟遠在廣州的革命黨起義沒有關係，跟後來的武昌起義也沒有什麽關係。
隨著清政府開放報禁，革命黨人回國辦了很多報紙。在日本辦的機關報民報，也能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革命黨人編印的反滿小冊子，《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以及《革命軍》、《猛回頭》等等，也在一些學堂流傳。但是，很快革命黨就發現，單純地辦報鼓吹革命，影響甚微，不僅報紙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沒什麽銷路。要想有影響，隻能臭當局，多報負麵新聞，就政府和政府官員的糗事，發布評論。這樣一來，即使革命黨的報紙，也跟當時銷路甚廣的申報，新聞報區別不大了。因為這種報紙，隻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員的不當或者貪腐行為，照例會一頓炮轟，窮追猛打，絕不輕饒。但革命黨也隻有這條路好走，隻有這樣，才能有銷路。革命黨人在北京辦的《國風報》，一直慘淡經營，隻有在抓住山西當局的文交慘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點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