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的慣例，一個大的曆史事件，每逢五逢十的周年，都會有一些例行的慶典，如果是學界，就會有一個或者幾個一定規模的討論會。隻是，這樣的紀念活動，往往會流於形式，甚至僅僅變成一種儀式。學界的討論會，也多半沒有多少學術的含量，研究推進有限，若有進展，也無非是在史實的考據上。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海峽兩岸都會有一番慶典。大陸這邊顯然要熱鬧一點，武昌首義的發生地，據說花了不少銀子，除了一些官方的慶典，學界的會，也已經開了好幾個了。但是，我們的這些慶典和紀念活動，到底是為了什麽？具體地說，一場發生在百年前的革命，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麽遺產，值得我們這樣的紀念？其實，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對於很多人而言，紀念，僅僅就是一種慣例，一個習慣性的行為。
要說辛亥革命的意義，中學生都能回答得上來，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把這意義當遺產，似乎也可以。是的，自打共和問世，到現在為止，中國依舊是共和國。帝製雖然經過兩次複辟，但前後加起來不足一百天的壽命。有外國學者給辛亥之後的中國曆史斷代，北洋時期為第一共和國，國民黨時期為第二共和國，現今為第三共和國，或者是說Republic of Warlord,Republic of Party,Republic of Peoples。但是，人們都知道，民主共和的內涵，在前兩個時期，實際上都沒落到地上。辛亥革命不久，有人感慨：“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至於推翻帝製，在今天看來是可喜可賀，兩千多年帝製，一朝傾覆。對於現在的人們而言，帝製就意味著專製，專製統治的覆滅，當然值得慶祝。但是，對於當時的人們，問題卻沒有那麽簡單。恐怕隻有少數知識界和社會的上流人士，才會認為共和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即使在這些人中間，也有更喜歡君主立憲的人，對保存帝製的框架，情有獨鍾。革命後，民眾，尤其是農民，並沒有翻身解放的歡愉，反而徒增強製剪辮的擔憂和紛擾。皇帝沒了，就沒有王法的邏輯，在底層社會廣泛流行。中國是一個倫理型的國度，漢人的基本倫理道德，盡管經過先進人士的躂伐，但依舊是三綱五常或者忠孝仁義。這樣的東西，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人們行為的規則。而這道德體係中，君主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關鍵性的要素，一旦這個要素沒了，整個的倫理道德體係就開始搖晃，晃得人們很不舒服。辛亥之後，中國長期以來都難以在民主的體製內，建立一種秩序。從北洋到國民黨時期，國家係統內的效忠問題，困擾著每個統治者。以下犯上，公開反叛，成為流行病。隻要官做得大了，就可能被下屬推翻。一省督軍如果不兼任下麵的一個師長，就做不長久，同樣，師長不兼任下麵的旅長，旅長不兼任團長，都同樣命運。連袁世凱這樣的強人，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內閣成員遲到，因為晚上通宵聚賭，袁世凱都不能加以製裁。文官尚且如此，外麵重兵在握的武夫，就更無奈了。整個民國時期，民間的騷亂，土匪、幫會、會道門的活動，都比清代更加活躍。即使國民黨時期，也隻是在抗戰結束後，才做到對各地軍閥的暫短時間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