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體製因素的體製化，宦官與內寵的影響
唐代的集體宰相製，是一種主逸臣勞的行政體製。作為國家元首的皇帝，將大部分管理國家的事務交給了宰相，而自己則隻掌握最後的決定權。這種管理方式可以充分發揮行政官員的作用，使得帝國政府具有最高的行政效率。君臣相比，不用說也是整天忙於處理政務的宰相們對國家管理事務更熟悉，更有經驗。即使皇帝掌握了最後決定權，依然可能完全被大臣牽著鼻子走。因為拿出處理方案的是宰相，而皇帝的決策，在多數情況下隻是諸方案中供選擇的一個罷了。即使皇帝對所有方案都不滿意，也隻好請宰相們再擬一個。在這種政治的反複拉鋸中，雙方實際上都得作出某些妥協，最終最大的可能性是，采用了一種妥協方案，而且在該方案中往往體現宰相的意見更多些。因為，對於最後拍板所必需的信息掌控，明顯是擔任具體事務性工作的宰相要更有優勢。
因此，這種權力架構，優點是明顯的。它能夠發揮官僚製集體的智慧，使行政效率達到相當高的地步。但也確實存在皇帝被宰相架空的危險，特別是出現別有懷抱的大臣，加上相對糊塗一點的皇帝時，情況甚至很有點危險。
唐初的兩位統治時間最長的統治者，唐太宗和武則天，都是具有超凡魅力和豐富統治經驗的領袖人物，洞察力和掌控大局的能力非常強。他們可以放手讓宰相們處理軍國大事，同時又能牢牢控製住局麵，不至於大權旁落。但是，擔心管理全局的人欺騙自己，也許是皇帝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除了從體製內其他渠道獲得額外信息外，皇帝還往往要依賴某些非體製的其他渠道的信息補充。即使是唐太宗和武則天這樣的皇帝，也要依賴各種信息補充，防止宰輔們可能的欺瞞。至於後來的皇帝，尤其是那些生長在深宮裏的皇帝，就更是難以免俗。所以，皇帝身邊，換句話說，也就是最高權力核心周圍，往往少不了有一些體製外的人在活動。他們沒有製度賦予的權力，但卻是皇帝的親信和寵兒。所謂明君和昏君或者不太明的君之間的分別，就是前者對於寵信的人不賦予或者較少賦予他們參與決策的權力，而後者則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