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戊戌前的政治格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個轉折。中日這兩個後現代化國家，各自學習西方的成就在直接較量中得到了檢驗。殘酷的現實讓中國人意識到這個事實，一個一向為中國人瞧不起的小小島夷，居然就是因為學習西方學得比中國好，就打敗了中國人，而且讓中國人敗得非常之慘。花上千萬兩銀子堆起來的北洋海軍灰飛煙滅，戰前國人頗為引以為豪的湘軍和淮軍也是一敗再敗，連一場像樣的小勝仗都沒有，害得李鴻章在馬關談判中連起碼的還價資本都沒有。
當然，更為刺激中國人的是，從此以後，中國有了一個能夠將自己打得一敗塗地的緊鄰，而且這個緊鄰對滅亡中國非常有興趣。自從日本將中國打敗，拿中國作為上升的墊腳石之後，中日之間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甲午之戰，不僅讓中國付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賠款，而且吞掉了邊界基本定型後的兩大塊國土（其中的遼東經三國幹涉後，由清朝政府贖回），也就是說，甲午戰爭讓中國人真切感受到了亡國的危險，從西方隻要利益、不要國土的夢幻中醒了過來。
人們公認，甲午戰爭是中國士大夫普遍覺醒的轉折。這個轉折促進了學習西方和日本的熱潮的到來，要求變革的呼聲日見其高，其中聲音最響的是來自廣東的一群士大夫，他們的代表人物為康有為和梁啟超。不過，講求西學呼籲變法的人們實際上並不隻有這群人，在北京，在東南沿海，這樣的士大夫還有很多。使變法成為潮流，最後影響到中樞，應該是這些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麵對亡國的威脅，清朝最高統治者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甲午戰爭後，無論是光緒帝還是西太後，都感到了亡國的危機，也意識到了變革的必要性（光緒的態度已是眾所周知，其實西太後當時也多次表示，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寫得好）。清朝皇室傳統的責任感，不僅作為皇帝光緒有，作為太後的那拉氏也有。當然，具體怎麽變，他們並不清楚。我們應該承認，盡管國家危亡，但不願意變法的人還相當多，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缺乏因循苟安之輩，一個王朝到了晚年，這種人就更多。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這些人已經不能像19世紀60年代那樣推出自己的領袖，甚至連像樣一點的反對變革的說辭也拿不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