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前副檢察長、反貪局前局長穆新成倒掉，據消息人士透露，穆的財產大概有2億元。繁峙是個煤礦大縣，縣裏眾多礦老板和涉礦的各級政府官員，多被這位反貪局長“辦”過。凡礦主，如果不“進貢”的話，就要遭到“以辦案為名的敲詐”。（據2009年6月25日《每日經濟新聞》）
類似的情形，還有一個靠“雙規”斂財的湖南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後者斂財的數目要稍遜一籌。
反貪變成了貪，監察辦案權變成了詐財權，看似吊詭，實際上，這屬於監察權對掌握資源的行政權的一種“分肥”行為，由於有監察機構的存在，受其監察的官員把所掌控的資源吐出一部分來，跟監察者分潤，從而確保安全。這種事，自古以來就存在，屬於古代官僚製的一個無法根本解決的難題。地方上，凡是負責監察的官員，無論是地方原來設置的，還是中央派下來的，時間一長，就會實際分享地方長官的權力，讓監督變得有名無實。
這種現象，其實在今天也絕非一兩個特例，在我們的紀檢、監察和審計部門都有過。隻是，過去分肥詐財往往限於國家機關，而且往往限於查出事情之後，現在則被曾錦春和穆新成們擴大到了企業家頭上，國企也就罷了，事實上連民企老板也逃不脫，有事沒事都得交保護費，或者叫免傷害費。
這種監察權分肥的現象，是古代政治權力製衡的一個難題。不找人看著吧，地方官難免胡作非為，找人看著吧，聰明人之間很快會達成妥協，看人的人也想明白了，與其費力看著，不如利用這權力分享好處。一個得到安全，一個得到好處，皆大歡喜。
古代人解決這種問題的方式，一是不定期派出密查人員，下去當特務；二是定期輪換地方監察官，趁雙方還不熟悉，來不及達成協議，就換人了；三是利用地方鄉紳反製，為流動監察官提供信息。但都不十分有效，或者不總是有效。每個王朝的官僚機構，到了一定時候就會鏽蝕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