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時頃複往曆史博物館，拓“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瓦當。共三枚，各拓二張，以一份留贈博物館。
“天子千秋”四字居中，餘六字分列左右，與普通製錢文序相同，字均反書。“秋”字有一枚作“火”，實因火旁太大，致無隙地，故字未寫全，好為穿鑿的人或許會以為漢人秋火二字通用了。
三時半楊新鬆君來邀往作廣播。電台聞即舊時專收中國學生的東方大學。電台遠東部主任珂爾米珂夫先生親自招待，因通日語，彼此甚感方便。廣播須同時錄音，開始廣播之前試音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廣播約十分鍾完畢。完畢後即聽到錄音放送，好像不太像自己在說話。
楊新鬆君和孫克英小姐同車送我回寓。楊君自言幼時來莫斯科，最初是一個裁縫學徒。後來又到海參崴，在那兒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又回到莫斯科。他得到讀書的機會，便銳意研究中國哲學。戰前他是某大學的中國哲學史教授，戰爭開始時他才到電台上來服務的。由裁縫學徒做到大學教授，使我特別生出敬意。他要我把廣播的原稿送給他，我很高興地答應了。
克英是亡友孫炳文兄的幼女。炳文兄在一九二七年被褚民誼出賣，在上海遇難的時候，克英似乎隻有兩歲光景。“八一三”前後，曾經在上海見過，後來到了延安，六年前，恩來兄折臂來莫斯科就醫，克英被攜帶同來，現在已經成人，我完全不認識了。她在這兒研究戲劇，聽說成績很好，俄文的程度也比久住莫斯科的人高明。學校在暑期休假中，她在電台上暫時協助工作。她很關切地問到周恩來的健康，我把恩來送我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轉送了她。她又向我要求《中國文學的兩條路線》的講演稿，我也給了她。她說，講演時她也在，並且還到學校門口迎接過我的。我卻絲毫也沒有注意到。她聽說我晚上還要到對外文化協會去作報告，擔心我一天所做的工作太多了。其實這算得什麽，我倒很願意我能夠很忙，愈忙愈能夠掃**心裏麵的不必要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