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誌讓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是中國大陸改革之後，最早公開引進的西方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進得相當及時，這邊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聯書店推薦給讀者了。
陳誌讓先生是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學的是經濟學。讀過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憶，我們知道，當年的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學術近代轉型以來最優秀的學者再加上一些怪傑，屬於那種有大師而無大樓的大學。這個大學又有讓學生隨便聽課選課的學風，不僅人文社科相互串門，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選課。出身經濟學的陳先生，後來居然做了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點都不奇怪。
陳先生的書，跟那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樣，是我們這代學者的啟蒙之作。第一次讓我們知道了，原來近代史除了為領袖的言論做注釋，以及按這些言論所指示的路徑解釋兩大運動和三大**之外，還居然可以這樣寫的。
“軍紳”兩個字，用來說明北洋時期的民國，實在是太傳神也太簡潔了。從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從權力結構上來說，實際上正如陳先生所說，就是從紳軍變成軍紳的過程，軍人成了這一時期發言權最大的人。從政治體製上，軍紳政權，則表現為軍國。北洋時期，從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再到胡帥張作霖第次當家，都是軍國。到了國民黨時代，他們自稱黨國，其實也是軍國，作為黨的國民黨並沒有當家做主，當家作主的是黃埔係的軍人。而原來居於舞台中心的紳，無論新舊，從張謇、嚴修到梁啟超、湯化龍，再到顧維鈞、曹汝霖這樣的留學精英，甚至包括跟當家的軍人領袖關係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凱的楊度、段祺瑞的徐樹錚、吳佩孚的張其鍠、張作霖的王永江，都隻能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