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大約是在下旬吧，我經過了“由廣東到廣東”的北伐戰役之後，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已經是被通緝的一名亡命之徒了。
那時候創造社還存在，出版部設在北四川路的麥拿裏。成仿吾、鄭伯奇、王獨清、穆木天，都已經從廣州回到了上海。安娜帶著四個孩子賃居在竇樂安路的一棟小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大都是日本的居留民，我也就暫時潛伏在這兒。
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國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兒走呢？
那時最初的計劃是到蘇聯，而且決定全家都去。
在行期未定之前，我不甘寂寞地也寫過一些文章，是用麥克昂的變名發表的。當時的英國宰相是工黨的麥克唐納（Mac Donald），我這個變名有人以為是摹仿他，想和他攀為兄弟，其實我的用意倒別有所在。我這“麥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譯，“昂”者我也，所以麥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但也有用我的本名發表的文字，最值得記述的應該是《浮士德》第一部的譯文的整理了。
我開始翻譯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運動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間。我翻譯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苦訴著學枷智梏的束縛的那一場獨白。少年歌德的狂飆時代的心境，正適合於五四前後的一般知識青年的心境，我的譯文在當年的雙十節上海《時事新報》的增刊上發表過，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鳴。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學社的勸誘，要我把全部譯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間，隻把第一部譯出了。艱澀的第二部我沒有工夫譯，而且也不想譯，出版便成了問題。第一部的譯稿帶在身邊，一直延擱了十年，中間還經過一次鼠災，老鼠在原稿上砌窩，把前半最難譯的一部分幾乎全糟蹋了。
潛伏在竇樂安路的一座亭子間裏，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的時間，我把損失了的補譯起來，把殘存的舊稿，也徹底潤色了一遍，僅僅費了十天工夫，便把這項工作完成了。這在我當時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譯文相當滿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經驗和心境合孕在裏麵，使譯文成長了起來。可見延擱的十年，也並不是空費。浮士德作了複活節的春遊，由原野回到書齋之後，所唱出的這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