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來，“五四運動”其實是兩個。一個是發端於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是1919年5月4日，以反日遊行為標誌的“五四政治運動”。
一晃，“五四運動”過去95年了。按中國的習慣，一件大事，逢五逢十都要紀念一番，人們有話要說。其實，“五四運動”過去不久，學界就有兩個“五四”的說法。的確，在我看來，“五四運動”其實是兩個。一個是發端於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個是1919年5月4日，以反日遊行為標誌的“五四政治運動”。兩個“五四”其實是兩回事，但現在人們習慣混著說。
新文化運動，在當下被罵得很慘。由於提倡儒學成了潮流，海內外的儒家信徒或者號稱信徒的人合流，玩命攻擊新文化運動，甚囂塵上。在他們看來，當今傳統的淪喪，儒學的毀棄，人們道德的混亂，新文化運動要負主要責任。與此同時，一些自由主義者也批評新文化運動，認為恰是這個運動，開啟了中國走向激進主義道路。
其實，在我看來，新文化運動固然有毛病，但總的來說，功大於過。沒有這樣一場批判傳統、輸入學理的文化運動，後來民國的文化建設，無從談起。今天人們盛讚的民國教育和文化，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不可想象。民國文化和教育的盛世，也恰是在“五四”之後才出現的。而列寧主義的輸入，其實並不始於新文化運動。大規模的傳播，是在共產國際進入中國之後，跟“五四政治運動”的關係，顯然要大於新文化運動。
至於“五四政治運動”，我認為這場運動的起因，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而引發的國內反彈。反彈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沒有理性。“一戰”結束，中國變成了戰勝國，人們對此期待過甚。可是當時還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中國人期待以戰勝國的身份，徹底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根本就不現實。開價過高的外交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時卻絕非中國最危險的時刻，相比過去，中國的國際地位還是提高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