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知道非法損壞他人財產、限製和破壞他人自由是件不光彩的事。但在愛國主義的道德大旗下，事情的性質似乎起了變化。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遊行、喊口號、寫血書的學生，當然大多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遊行的學生中，雖然不是人人都看過《新青年》雜誌，但受其影響的料想不少。新文化運動引進新文化，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倫理，但落到青年學生頭上，最誘人的無非兩個字：自由。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寫一個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少婦，離家出走；英國人王爾德的劇作《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被改編成《少奶奶的扇子》，被注入了女性自主的因素。這兩部劇作，在當時特別受歡迎。一代五四青年對於反抗家庭包辦婚姻，反抗家長專製，瘋了似的向往。胡適先生在這期間創作的唯一一個劇本《終身大事》，反映的就是一代青年不能婚姻自主的困惑。當然，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也的確有不少人開始動身反抗，很多人到北京來讀書，本身就有反抗包辦婚姻的意蘊。真格地反掉了的，也大有人在。反對舊倫理，甚至打倒孔家店和非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就青年而言，無非是自由兩個字的魅力。沒有人希望被人束縛，哪怕這種束縛來自供養自己的父母。
然而，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憤怒的學生上街以後，情形大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也是戰勝國，但在和會上卻什麽也拿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占領的青島，以及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要歸日本人控製。這口氣，如何吞得下？反製日本，學生們能想起的辦法就是抵製日貨。當時學生們的認識是：第一，日本需要中國的大米，隻要中國不賣給他們大米，日本人差不多就得餓死；第二，日本的崛起主要靠中國市場，隻要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衰落，甚至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