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個很怪的東西，說起來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過去的中國人小時候受教育的“學校”，但究竟是什麽樣子，好像誰也不甚了了，因為在現在活著的人們中，能親眼見過私塾的人沒有幾個。記得小時候上學不好好讀書，老師往往會感慨說，現在我不能打你們了，如果是在過去，像你們這樣，私塾先生會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個腫。回去問媽媽，媽媽告訴我說確實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這就是私塾給我的最初的印象——一點小小的恐怖。上中學後，認識了我們語文老師的父親，一個老秀才，知道了原來在私塾裏讀書，老師開始幾年一句不給解釋，隻讓學生們背書，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長配合著打——恐怖感升級，連讀了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發現他筆下的私塾並不那麽可怕時，也沒有減輕這種恐怖。再後來，我變成了一個所謂研究曆史的教書匠，當了解到自從清末廢科舉興學堂之後，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時，我感到的是一陣說不出來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許多名人的自傳之後，發現他們幾乎個個都對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獨鍾，凡寫到那個挨戒尺的歲月，筆下莫不流露出某種壓抑不住的欣悅。魯迅之於三味書屋溫馨的回憶，其實並不偶然。後來，當我開始認真地出於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眾的教育狀況時，我發現，私塾跟過去的中國人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不僅出了名的人寫回憶錄離不開它，而且民間關於私塾和教書先生的故事、傳說、歌謠也林林總總，俯拾即是。雖然故事和傳說裏那些教書先生，大多是被調侃的對象，不是世事不曉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實上，據外國學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葉，中國大多數男子童年和少年都進過私塾，至少會在裏麵讀上一兩年（雖然說這一兩年的私塾經曆不見得就讓他們脫盲）。鄉紳之家大多開有家塾，稍差一點的則有族學，一般的平頭百姓則隨便進村裏“子曰店”（齊白石小時候上的私塾），好歹識幾個字。趙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小時候上的是家塾，老師很可能是個舉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學課本，什麽《三字經》、《千家詩》之類，那裏根本沒有，一上手就是《大學》、《中庸》，直接開講對對子。魯迅和胡適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學，水準也不差，隻是學生難免參差不齊，學得好壞多少要看個人的造化。胡適的老娘為了讓先生給兒子開小灶，就偷偷塞錢。孫中山、李宗仁和齊白石少時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所以他們上的都是村裏由三家村學究主持的村塾，老師都是半業餘的，每到農忙的時候，就要放假，因為老師自己也要到地裏忙活。在清代，有人寫詩說村學雲：“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各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鑒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群者，一日三行讀《大》《庸》。”需要特別提一句的是，當年曾經攪動了大半個中國的洪秀全和馮雲山都是這種村塾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