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讀經是一種夾雜著反對聲的小時髦，伴隨著讀經的呼籲，各種形式的私塾競相出現。新私塾雖然也號稱讀經，但多半是些蒙學讀物，《三字經》、《千家詩》之類，或者幹脆就是學點文言文和古詩詞，真正讀四書五經的非常罕見。老的私塾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不斷有孑遺被發現，但每次發現，都會伴隨一次剿滅，我在新華社的內參裏，發現過不少這種“發現—剿滅”的痕跡。2002年，我因一個偶然的機緣，發現了湖南平江鄉村的還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後，雖然沒有剿滅隨之，但這最後的私塾卻在學者、官員尤其是媒體的眾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前些日子，當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調查的彭以達老人，介紹一位從上海來到平江辦私塾的人來找我。言談之間，雖然我對這個富有獻身精神的年輕教師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辦的私塾，其實已經以教英語和電腦為主了。
過去的私塾都要讀經，雖然，有的村塾摻雜著教一點跟經不太沾邊的日用雜字，但不讀經的私塾卻從來沒有聽說過。讀經當然有程度的差異，“一日三行讀大（學）（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讀《左傳》的也有，將“鬱鬱乎文哉”讀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讀錯別字的三家村學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都要讀經，在讀經過程中進行文字訓練。讀經和文字訓練的目的，當然跟科舉考試有關，但並不單是為了科考。離我們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況下人口是三億上下，進過私塾的人上千萬，可算得上讀書人的至少有上百萬，而科舉的金字塔，進士不過每三年取三百個左右，每年萬分之一的幾率。舉人稍多一點，各省多則上百，少則幾十，大體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錄取比例也相當小，三年不滿千員。在秀才檔次，各地的學額，清初每年大縣40，中縣30，小縣20（大小以人口賦稅和文風計算），再加上府學和額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數民族）等名額，每縣平均不到40，以後雖然有所增加，但相當有限。可以說，絕大多數從私塾出來的讀書人，根本跨不進科舉的門檻。“雖書香世家，能獲一衿，已屬不易。”柳亞子家吳江名門，百多年來每代都能出一兩個秀才，頗得當地人尊重，其高祖為此刻一印曰：“有福讀書。”陳獨秀考中秀才，馬上說親者絡繹登門，若幹年後，他跟北大的同事蔣夢麟談起此事，還開玩笑說，蔣是策論秀才不值錢（錄取名額多），而他是製藝秀才（有讀經功夫的）值錢。所以說，對於私塾這種古代社會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舉隻能算是這種教育幾率很小的一個出口。如此狹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僅僅局限在這個出口上的話，會使得大多數的人喪失了進私塾學習的熱情。事實上，跟我從前所設想的不一樣，私塾的功能，其實並不限於培養科舉的預備人員，更重要的是為鄉村社會日常生活提供儀式和精神方麵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