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科舉廢除百周年。百年前，一項存在了一千四百年的製度，經當時的重臣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攛掇，幾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變法、被人視為頑固派首領的西太後下了一紙詔書，就這麽完了。順手翻了一下當時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對時政頗為熱心的鄭孝胥的日記，1905年這年，關於廢科舉，居然一字未提。戊戌變法時廢八股引起的軒然大波，此時已經消失在了爪窪國裏，知識界看起來已經貼然接受這個在我們看來幾乎是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個被美籍華人著名學者許倬雲稱之為中國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舉製，居然完得這麽無聲無臭、波瀾不驚，不僅令今天的我們不解，而且讓當時有點了解中國的外國人看了，驚奇之餘，未免有點盲目樂觀。《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裏循居然由此推理說：既然“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製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莫裏循沒有明白，廢科舉這項看起來最具現代性的製度變革，雖然似乎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忱，其實背後卻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沒有這種老套路，科舉即使不可避免地會被廢除，也斷不會如此迅速，更不會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有個習慣，隻要國家出了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出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製度上，甚至幹脆就是皇帝自己家裏有了麻煩，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板子往往都打在選舉（官吏選拔）上，自從秦漢創製以來，這種局麵就形成了。選舉製度的幾次重大改革，比如從察舉到九品中正，從九品中正到科舉考試，以及中間小的變革，如察舉從四科到唯經義是舉，科舉考試內容從詩賦變八股的標準化演進等，無一不是這種找原因然後大批判的結果。大抵自秦漢以來，皇帝必須依賴金字塔式的官僚體係管理帝國，大小官吏等於是皇帝開工資的雇員，形成了實際上的“半公司”架構，無論是追求效率還是講求穩定，都隻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質和能力，成為後來我們所謂的“人治”的重中之重，這樣一來，選舉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綱”，每次出了問題，大家就指望“綱舉目張”，一抓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