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有名的儒生特別多，最有名的莫過於董仲舒。正是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才使得儒家學說正式登上廟堂，成為曆代的統治哲學。這件事情被我們的教科書渲染得相當厲害，以至於一提到董仲舒，人們就會想到儒術的獨尊。過去我曾想當然地認為，由於此劃時代的一策，董仲舒肯定備受漢武帝的寵愛，理所應當是當時最為走紅的儒者。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
董仲舒一生做了很多事情。首先，作為儒生他是當時治《春秋》最有造詣的一位，無人能出其右。據說他的學說傳給了公羊，應該是“公羊學”的鼻祖，實際上等於是今文經學的鼻祖。其次，他還寫了著名的《春秋繁露》，提倡天人合一，認為天降的災異應該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示。而董仲舒的最為奇異之舉是“春秋折獄”，即以《春秋》作為法典來斷案。至於建策獨尊儒術，本是時代順理成章之事，自劉邦用叔孫通製朝儀時，基本上已經奠定了基礎，天下既然不能以馬上治之，那麽利用儒家學說做招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董仲舒自己也知道他不過是那隻該打鳴時打了鳴的公雞，所以也沒有將太陽的升起看成是自己的功勞，對此並不津津樂道。太史公司馬遷修史，甚至都沒有提這事。在當時，雖然董仲舒也做過朝廷的博士，不過是個官學的教書匠而已，秩比六百石，比我們常說的七品芝麻官的縣令還低。後來雖然做過短時期的郡國之相，但很快就回家教書去了。跟公認學問比他差但卻封侯拜相的公孫弘比，簡直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不僅沒有獲得皇帝寵愛，反而因言災異言得過了頭，惹得皇帝不高興，將他下了獄，差點把老命丟了。
凡治《公羊》者多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而作為鼻祖，董仲舒則不止常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而且還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舉”，“春秋折獄”算是一件，另一樁則比“春秋折獄”還要“非常”。在漢代，人們公認大臣尤其是宰相是要主管燮和陰陽的。據說丙吉為相，碰見長安城裏有人打架鬥毆殺傷人命他不管，而看見老牛犯喘卻急得要命，說是殺人傷命自有廷尉去管，而牛在不當喘的時候喘，就意味著陰陽不協，這才是他該管的事。但史書上沒有講他最後是怎麽管的，老天畢竟不是病人，開開藥方，下通針砭，該補的補，該瀉的瀉，陰陽就諧調了。就是說，大臣主燮和陰陽的操作方案始終沒有人亮出來過，大概也沒有人敢亮出來。然而董仲舒畢竟是董仲舒，他在任江都相的時候，還真的操練起燮和陰陽的事來，雖然一介侯國的相，秩不過二千石，談不上是大臣，與主宰一國朝政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董仲舒眼裏，也許隻要是相，他就當大臣來做。當然，也有這種可能，是該處鄉間的百姓來央他為他們求雨求晴。至於他是不是心甘情願地被煩，我查不到相關的史料，實在說不清，不過從他那認真勁上看，說他是主動請纓倒有七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