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們倒是想一下子進入政治中，然後大力推行中樞變法，一舉成功。顯然，這種如意算盤是不現實的。1895年這個多事之秋的會試，康有為總算高中第五名貢士，但隨即又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試中降至二甲第46名，隨後的朝考僅列二等，結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機會，隻在六部中位列最後的工部當了一名小小的主事。而梁啟超則受他老師名聲的殃及，成了康有為的替罪羊，幹脆被守舊的徐桐所淘汰。當然，康梁他們並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狀元入翰林，一步步入將出相。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他們雙雙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康有為實際上是幻想通過一次次的上書打動皇帝，重演秦孝公與商鞅、唐太宗與馬周的佳話，一躍而受到重用。然而，在偏於保守，重視程序的清代，這是不現實的。
中式的變法之路走不通，隻好學西方和日本，用康有為的話來說就是：“泰西之強也，在開民智也，開民智之故在報館也。”不但西方而且“日本之強，蓋在報館。”梁啟超後來回顧這段經曆時說他們“望變法於朝廷，其事頗難，然各國之革政，未有不從國民而起者，故欲倡之於下，以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當然，這種“喚起國民”的大道理不是沒有包含在康梁等人辦報館、辦學會的動機裏，但他們當時最直接的目的，還是想借朝野的輿論來推動上層以權力變法，換言之，他們其實還是想通過這一途徑以動“聖聽”，實現中樞變法的初衷。康梁等人都不是那種可以自甘寂寞在啟蒙位置上獻身一世的“老實頭”。從政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要事。
維新派最先創辦的報紙是《萬國公報》，這個名字不用說，顯然是抄廣學會的，而在形式上，又與一般民間為打探官場信息而辦的《京報》相差無幾。所以在內容上蹈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故技，除了每期的政論，主要是引入西學，介紹西方的“新政”。而印刷和發行均由京報上房代管，免費送給在京士大夫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