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衙門問話之後，光緒進一步摸到了康梁的底，即然舉國上下，隻有康梁能拿出完整的變法方案，提供改革思路，那麽即便有種種風險，光緒與翁同龢也決意“舉國以聽”了。因為“煤山前事”（康有為上皇帝第五書語）再現的慘景，實在是每個帝王都難以承受的。
由於總署問話中，康有為提及他這幾年編撰的《日本變政考》和《俄皇大彼得變政考》，所以光緒令康有為立即進呈。康有為自然不敢怠慢，發動學生晝夜兼程，重新校改書稿，於3月12日和4月10日先後進呈這兩部書，及有關疏奏。康有為所夢寐以求的中樞維新終於在他的參與下開始了。康有為在編纂中攙入了大量自我意誌的這兩部書，堪稱是戊戌維新運動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變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
《日本變政考》是康有為用功最勤，耗時最久的一部著作，他從1886年就開始編撰，其弟子門生和長女康同薇都參與收集資料的工作，整整曆時10年，其書方成。然而，康有為最先送給光緒禦覽的，卻是匆匆趕出來的《俄彼得變政考》。顯然，這是具有鮮明意圖的，康有為在此有意強調了君權變法，君主“乾綱獨斷”的色彩。為了達到最有效地強化這種色彩，康有為居然不惜甘冒“欺君之罪”，有意篡改日本明治曆史，把一個本來隻有名義上作用的日本天皇明治，捧成了明治維新精神與實際的雙料領袖。
好像還怕光緒不明白，康有為幹脆直接了當地把話說了出來，他告訴光緒，對於中國人來說，足資法效的變法實跡，隻有俄日兩國。因此必“擇法俄、日以定國是”。此二國均是始遭削弱欺淩，繼而變法自雄，而且都是借君權以推行變法。他說：“願君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就是要光緒學俄彼得大帝“乾綱獨斷，專以新國新民為誌，不為強鄰所攝，不為守舊諸臣所移”的魄力和精神，而變法的具體步驟與操作方案，則應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準。照此依樣畫葫蘆，其實就是要變法照他的規劃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