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衙門問話過後，中樞維新開始進入倒計時。不管怎麽樣，康有為進呈的兩部書外加一連串奏折（包括代替別人擬的），總算是為光緒和翁同龢打了氣，特別是光緒，愛新覺羅家族不甘沉淪的血液使他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奮期，他覺得無論如何也要拚上一下，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與其亡國而為軹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謗千古，不如姑冒險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全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線焉。”光緒當時是不是就真的象梁啟超所說的那樣想的，於史無考，我們沒法證實。光緒可能不會料想到西太後的政變（在他內心深處，仍認為在複興清朝的問題上，西太後是與他有共識的），至少不會預料到變法會如此短命，而西太後的手段會如此決絕，以致將新政全廢，變本加厲地反動。但他應該知道變法是有風險的。即然年青的皇帝決定要冒險，那麽他肯定要走到底，隻要西太後不伸手阻止他，變法就會進行下去，這是一種行動時的思維定勢，或者叫思維貫性。
恰在光緒痛下決心的時候，耄耋的恭親王奕終於擋不住大自然規律的召喚，一命歸西。奕這一死，對光緒是福是禍雖很難說，但至少在眼前，少了一個位尊權重又愛囉嗦的人，光緒覺得可以放開一點手腳了（軍機處資格最老的變成了翁同龢，依慣例，隻要翁老先生點頭，別人就不好意思說別的）。
1898年5月29日，禦史楊深秀和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請光緒特降諭旨明定國是（這是抄日本的變法版）。當天，光緒就將奏折送到了頤和園，實際上是借“輿論”給西太後施加壓力。老謀深算的西太後知道此時光緒如箭在弦上，已不能不發。雖有一肚皮不滿意，她也知道這時如加攔阻，一則師出無名，二則時機未到，故爾深藏不露，未置可否。6月9日，光緒來到頤和園向西太後請安，再次硬著頭皮向他的皇阿爸陳說了詔定國是的必要，西太後表示同意。喜出望外的光緒旋即命翁同龢草擬明定國是的詔書，呈西太後審閱。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光緒再次去頤和園請安，據翁同龢這天的日記：“上奉慈諭，以前日禦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西太後這次居然是格外的寬容不僅連連稱是，而且明白宣示讓他們“專講西學”。無怪乎翁同龢會興奮異常，連日忙碌，連生日都不過了。而光緒則於6月11日回宮當天，一刻也沒耽擱地就召集軍機大臣，頒布《明定國是詔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