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後6月15日的三道上諭，一方麵去掉了變法的中樞人物，使光緒與維新派的聯係發生困難，一方麵又通過抓牢人事權和控製京津間的軍隊，扼住了變法運動的咽喉。應該說，隻要西太後加入了頑固派的陣營，維新變法是沒有成功的可能的。這是一場實力過分懸殊的角逐，握有實權的大臣們很少有可能像陳寶箴一樣，寧以國家為重，不顧自家前程站在毫無實權的光緒一邊的。
但是，當時的現實是，維新派不願意走太後路線，而且又不恰當地刺激了西太後敏感的神經，從而迅速地造成了帝後的分化對立，所以，維新變法隻能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進行，變法的努力也隻能把死馬當活馬醫，勉力而為了。
在這種知其不可為而強為的奮爭中，光緒和維新派都作出了傑出的表現，其可歌可泣，不亞於近代史上任何一場重大事件中的誌士仁人。維新派和支持他們的士大夫，造成了一種**氣回腸的氣勢，而這種氣勢是那些沒落但人數眾多的頑固派無論如何也沒有的。
當翁同龢啟程離開北京時，“送者數百人，車馬闐咽，有痛哭流涕者”。一位湖南士子含淚對翁同龢說：“吾為天下，非為公也。”這樣悲壯而熱烈的送別場麵，等於告訴頑固派，維新的人們並沒有被嚇倒。
參加維新的人們中，堅信變法必能成功的樂天派並不多。很多人其實就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線焉”。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給密友的信中說：“伯兄（指康有為——筆者）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在他看來，變法能達到廢八股開民智的目的，就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