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學之漸”的說法來自於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它十分恰當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過後中國出現的學習日本的熱潮。
“以敵為師”這種做法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了。但十分明確地放下架子，大張旗鼓地形成一種學習的時尚，卻是在甲午以後。在大失麵子之後中國人也就不要麵子了，頑強的實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風。
學習日本是戰爭再給中國人的一個禮物，當時在中國的外文報紙這樣說道：“戰爭和賠款迫使中國人民相信他們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強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小說家包笑天，甲午時是蘇州水鄉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憶這段不尋常的經曆，仍舊生動如昔：“那個時候，中國和日本打起仗來，而中國卻打敗了，這便是中日甲午之戰了。割去了台灣之後，還要求各口通商，蘇州也開了日本租界。這時候，潛藏在中國人心底裏的民族思想，便發動起來。一班讀書人，向來莫談國事的，也要與聞時事，為什麽人家比我們強，而我們比人弱？為什麽被挫於一個小小的日本國呢？”這種“為什麽”在當時大多數士人心中都有。不過答案也是很明確的，一時間過去十幾年零零星星片片斷斷關於日本學習西方，“脫亞入歐”的種種事相逐漸明晰起來，以前被我們譏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倫不類地學穿西服，吃牛排，現在都有了不尋常的意義。結論自然是：以敵為師。
不過，從極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剛剛被迫簽訂城下之盟的情況下，低下頭去拜勝利者也是無理蠻橫的侵略者為師，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這個時候也恰是日本人極其狂妄的時候。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先生說：“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日本賭以國運，誠惶誠恐地悉力以赴，結果大獲勝利。從此，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為之一變，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輕視中國，並侮辱中國人為‘清國奴’（Chankoyo）。”在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的時代，國際上的道義是不被人看重的。這種對中國人的輕視，實際上是當時日本人的普遍情緒。在這種情形下向日本學習，所受的屈辱將是加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