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所引起的社會震動之大，甚至在數十年之後仍能感覺得到。身臨其境的中國士人，一時竟有“世運大變”，“河山易色”之慨。類似秋瑾女士的“銅駝之歎”，那時是士大夫很平常的感喟。《馬關條約》創下了中國近代以來戰敗蒙恥的最高紀錄：賠款最多，兩萬萬兩，割地最廣（此前中俄之間的割地多為荒無人煙之地，故影響不大，此處係指影響及震動而言的）。中國人從前對日本的輕蔑與今日戰敗的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極大地刺激了從皇帝太後到販夫走卒的每一個中國人的神經。
最初的反應
中日甲午戰爭開戰之初，中國人盲目樂觀的很多，仗還沒怎麽打，已經傳出了一連串“倭人大敗”的“捷報”，或是“擊殺倭寇兩千”，或是“擊沉倭艦無數”。在此之前，中法戰爭有馮子材諒山之捷，又有左宗棠收複新疆，撲滅有俄國背景的阿柏古叛亂的勝利，中國士人對自家的自信又有所回升。在戰前，中國士人普遍對日本實力估計偏低，兩位“日本通”張佩綸和鄧承修把日本說得“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而且“船艦半皆朽敗”。簡直一無是處，不堪一擊。對一向不起眼的日本的挑釁，在很多人眼裏這無疑是不自量力的狂愚。曾在日本當過領事的鄭孝胥當時有一段議論很有代表性：
論時事者，多咎中國於越南、緬甸、琉球皆拱手以奉敵，是以致今日朝鮮之釁。餘語之曰，此非中國之失計也。方同治初，赭寇甫平，撚匪未定，當是時，中國若大病之後，僅而能起，而遂竭天下之力從事於天山南北，八年而後克收。自常人觀之，蓋可謂不急之務矣。迄今二十餘歲，海內粗息。而於越南、緬甸、琉球諸役，皆包羞忍恥，甘萬國之譏笑而不輕發，以視新疆之役，獨何劣耶？然則廟堂之謀，其豫見俄羅斯之必為吾害，斯其養力蓄慮以待北境之發難，昭昭然矣。故朝鮮之釁，夫人知其將啟；而自日本啟之，則日本之狂愚不可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