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是以日本為摹本的，但學習日本的動議是甲午戰爭之後才提出來的。盡管康有為說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進步的狀況，驚歎於日本新學之出色。但在日本的強盛沒有得到證實之前，即使早慧如康有為，也不見得會放下架子去向日本人學習。對於康有為和他的弟子以及所有與康有為同時開始接觸西學、有誌改革的中國先進士人來說，他們所學習和效法的主要對象是西方。盡管沒有日本當年的聲勢，但中國也確有相當一批人實際是與日本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甚至個別的早慧者還走在了日本人的前頭，像《海國圖誌》《瀛環誌略》這樣的書，在日本也是彌足珍貴的啟蒙之書。
中國的洋務知識分子，不論是遊學歸來的容閎、詹天佑、嚴複、伍廷芳等人，還是本土的洋務學堂學生，他們受的新式教育都是西方的，而康有為他們這批“自學成才”的士人，所接觸的也是西學，其中由日本“轉口”的微乎其微。因此，當甲午之後，他們開始學習日本變法維新時，雖然在行動上力求與日本的維新誌士看齊，但思想裏裝的還是西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模式。所以他們的政治改革實際還是西化的方向，西方社會政治觀念與要素，不時地出現在他們的設計方案與政治行為之中。我們在此之前也強調過，即使是學日本，也是學他們如何學習西方。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社會改造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政治與社會學說，而在甲午前的中國社會裏，先進士人所能接觸到的西學卻大多為聲光化電之類的自然科學知識與理論。反過來，中國的士人雖然大抵從西方物質文明中感悟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但他們真正熱衷的卻是西方社會、政治、法律、曆史諸學科（少數秉質異常的“疇人”除外）。比如像嚴複，這位出身農家的下層士人，初學造船，繼習海軍，理應在工程學或海軍教育上（實際上他從英國回國後一直就從事海軍教育工作）有所作為才是，但事實上他的社會科學造詣遠比他的老本行要深，這方麵的見識也遠遠超出時代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