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九世紀達爾文創立進化論學說之後，不僅自然科學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躍進，其影響所及遍被西方世界各個領域，許多人習慣性地將本來隻限於從低級生物向高級進化最後從猿到人的進化鏈順延到人類社會，將自然選擇，優勝劣汰，變異進化的原理也應用到人類社會，甚至高度文明的人類社會。這其實與許多文學家常常在批判人性惡的一麵時，以狼與狼的關係來喻人類社會的爾虞我詐、你爭我鬥一樣，是一種看似有理其實並不科學的邏輯。但在十九世紀那個國際社會殖民戰爭與帝國主義爭奪劇烈，西方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尖銳的年代，襯著進化論的科學理論的背景，一時竟很有市場。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斯賓塞等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進化論並非嚴複《天演論》之譯才傳入中國的，在嚴複譯作之前，進化論的點滴與片斷已然出現在專以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的報章與格致雜誌中。就像以太說很快引發康有為等人社會理論的變化一樣，進化論的觀點也使他們將之與傳統的儒學理論《易經》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春秋公羊傳》三統變化，三世遞進的學說聯係在一起，構築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政治發展理論。
康有為接受進化論是相當早的，雖然可能隻是片斷和零星的了解，而且在理解上還有相當的誤差，但畢竟已經對他的思想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在1879年，康有為有一詩作《蘇村臥病寫懷》，內中有句“世界開新逢進化”。當然，我們還無法確定，這裏說的“進化”是否即為進化論之“進化”。但是，在1886年的《康子內外篇》中，他在未完篇的《民功篇》中曾寫道：“人為萬物之靈，其生也必遲，俟百物俱繁，然後毓焉。地之始凝也，外質為石，石質生水，濕氣相蒸而苔生焉，苔生百草，百草生百木，百木生百蟲，百蟲生百獸。”這段講生物演進的話，雖然離達爾文進化論科學的論述還有相當距離，但這種生物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觀點，是從中國古籍與達爾文之前的歐洲生物理論中找不出來的。而康有為對進化論敘述的誤差，對於他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他本來就沒有精密的科學頭腦，而中國舊學的成見又深，理解有誤並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