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權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為“人民的權利”，這種解釋源於法國大革命，源於盧梭的理論，其實質為一種“集體”的淩駕於個體的人之上的權利。另一種即為作為人個體的權利，這是一種近代英美的概念，源於洛克、約翰·密爾，也源於美國《獨立宣言》，它的本質是宣稱每個人擁有與生俱來的天然權利，強調這種權利的神聖性（源於自然法的神聖性）。後者，實際上就是眼下十分時髦的“人權”。
這種在當時又可被稱為民權的“人權”，是以社會的個體本位作為前提的，從這種前提出發，人權又引申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維新變法運動期間，康梁等人所熱衷的民權到底屬於哪一種呢？還是讓我們來看他們是怎樣說的。梁啟超在《時務報》時期，談民權談得最多，他曾這樣說過：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
從這裏看，宛如約翰·密爾《自由論》的口氣，所以說，康梁所謂的民權沒多少法國氣，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親自研究過約翰·密爾的嚴複，當然更是這種論調，還在《時務報》未問世之前，他就在《直報》上發表文章《辟韓》宣稱：“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嚴複將約翰·密爾《自由論》譯為《群己權界論》，文中今譯自由者，均譯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權，就來源於天賜的“自繇”。
進一步，由這種天賦“民權”，他們順理成章地將之導向民主，導向議會政治，甚至導向公開對君主專製的否定。梁啟超說：“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權者，有不能有自主之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眾人之權，然眾權之繁之大，非一人智與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則其權將糜散墮落，而終不能以自有。”這是公開在報刊上發表的言論，尚且暗示君主權力的不合理，至於梁啟超等人的私下議論，則更是“非聖非君”，他曾在時務學堂學生的筆記上批道：“臣也者，與君同辦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這樣說來，君與臣就成了雇用關係，合則留，不合則散，“三綱”就等於一張廢紙。這話可以與孔融人之於母，像瓶中裝物的妙語相映成趣，啟發梁啟超思路的是西學，但他靈感的來源卻還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