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議院，自王韜開始，一直是中國思想家所關注的熱點。留學英國的嚴複，一有空閑，就愛鑽到英國議院去旁聽，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們，也常把觀察議院開會當成一件趣事和要務。從中國人直觀的感覺出發，他們敏感地發現這是中西政治中差別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處。也可以說，議院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個無法消釋的“結”，更是一個“神話”，一個可以呼風喚雨的神話。
當然，在王韜那個時候，他對議院的認識還相當浮淺，認為議院的作用就在於使統治者以通下情。“善為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情”，而英國政治，“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故而“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負地認為，議院政治實在是中國古已有之，而議院在泰西的存在，“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後來的何啟、胡禮垣由於長期在西方受教育，並在香港從業，雖然對西方議會政治認識較清楚，但他們基本已遊離於本土知識界，所以他們的認識，並不代表中國士人的認識水平。而鄭觀應的看法幾與王韜相同，他說：“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並吞四海，無難也。”
接力棒遞到維新派的手上，他們畢竟是比前輩進步了，雖然沒有出國實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學的書籍還是能找到幾本，所以，他們對議院的認識比王韜他們深入了一步。在有名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雖然也重彈了前輩設議院以通民情的老調，認為中國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但議院的功能則是“俾輪班入值，以備顧問。並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於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而議員的產生則是“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而且“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宜示天下”。把議院的產生、換屆以及議政、立法的功能都說了出來，而且除了“輪班入值”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議會當時的情況。看起來，“康聖人”的書是比王才子讀得多一點。不過，“康聖人”的議院，卻沒有議院之名，隻是讓皇帝“開武英殿”，而議員也不叫議員，“因用漢製，名曰議郎”，古色古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