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開會隻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還真是一件必須要有人教的難事。孫中山先生寫過《民權初步》，其中有些內容就是告訴人們如何開會。也許他是聽說了國民黨成立之初開大會，主持人宋教仁當場挨了女豪傑唐群英的耳光，差一點就把會給攪黃的故事。後來的魯迅也曾寫過文章教人們怎麽開會，其中一條建議就是會不要開得太長，如果開長會就最好準備一些麵包，以防人們因饑餓而心情煩躁雲雲。
就像中國人乍進入近代生活不會使用洋槍洋炮，好長時間兵丁們瞄準射擊時眼睛不看著前方一樣，就像中國人沒見過工廠與機器，擔心大煙筒會把自己吸進去而不敢進工廠一樣，就像中國人乍見照相機以為它能將人的靈魂吸進去一樣，中國人也不會開會，不懂開會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這種程序；不懂開會也要有規矩，更不知道要遵守這些規矩。中國官吏們以前也有過開會的經曆，像禦前會議什麽的，但那與其說是會議，不如說是皇帝的挨個提問，一旦沒有了天然的權威，傳統的中國人似乎開不成會。
但是，中國士大夫卻從來都是喜歡結社議事的。東漢的太學生們與外戚鬥，與宦官鬥，小會議政，大會聲討乃至行動，最終釀成黨錮之禍。曹魏時的建安七子的詩酒酬唱，好朋友死了還一塊兒到他墳上學驢叫。魏晉之際政治環境惡劣，竹林七賢不敢議政，還是湊到一塊兒吃藥，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結社最盛，東林黨、複社、幾社，都是幹政議政的好家夥。一群群誌同道合或者說臭味相投的文人，湊到一塊兒，或是詩酒女人，或是譏訕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歐陽修的《朋黨論》，屢頒禁令限製文人結社，嚴禁處士橫議。但據說還是沒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製力銳減，不僅朋黨出來了，士大夫的清談也再次光複舊觀。清流黨人不論牛角牛腹還是牛尾與眾多的牛毛，看來都免不了士大夫幹政之嫌。而甲午之後，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當成了清議的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