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封建時代中期以後，由於追求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政治格局上的強幹弱枝，內重外輕就成為普遍的現象。但明清對這種趨向的強化還是令人矚目。其特點是，在機構設置上，中央繁複而地方粗簡；在權力分配上，中央權重而地方權輕。清代的督撫雖已從派出官員向地方行政官員轉化，但作為一省或數省的最高長官，其屬員卻寥寥無幾，辦事隻好依靠自家聘請的幕僚。其餘像三司、學政道、府、縣（州）各級地方官員，雖有僚佐屬員，但卻均嫌粗簡，真正辦事，還要借助非正式行政係統的“師爺”體係。至於權力分配就更是不平衡，所有稱得上算個事兒的地方事務，無論軍政、財政、民政、刑政統統要由中央來裁決決斷，縣令以上的人事升遷調配，也均由中央定奪。再加上督、撫、布、按、學五大員職權交錯，相互牽製，均有單獨上奏之權，地方政府除了秉承皇帝的意旨辦事之外，幾乎沒有什麽自主權。所以，有清一朝，地方官員以缺乏能臣聞名，即使貴為封疆大吏，也普遍缺乏開拓精神，絕大多數都是唯唯諾諾，但求無過的庸庸碌碌之輩，一事當前，不論緩急，先以請旨為上。“一切事宜必得聖明指示，方有裨益。”清代中前期雖也曾出現過一些近乎能臣的督撫，像湯斌、鄂爾泰、田文鏡、陶澍等，但也隻有陶澍一人算是有點開拓性，但所辦的兩件大事，漕糧海運與鹽政的廢引改票，辦的時候重重阻礙不說，實際也都沒辦完。乾嘉時文名遠播的洪亮吉在那篇因而得罪遠成的奏折中說道：“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就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若久遠者，以為過憂，事興事革，以為生事。”魯迅先生曾論及乾隆，說乾隆自命為英主，所以手下不需要賢臣和能臣，隻得意那些不好也不壞的中才。事實上，清代政治製度所強調的，正是乾隆老兒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