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張之洞和袁世凱等人奏請清廷廢除科舉的時候，絕對想不到在半個世紀以後，這個被他們埋葬的科舉，居然會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考試的名義，部分地還魂了。至少，兩者在形式上很相似，都是由統一的機構出題並且組織考試，而且將學校考試和官員準入考試結合，凡是考上大學的，就意味著有了準官員的身份，畢業就是“國家幹部”。
這種製度設計，就是打算通過這種製度，為國家選拔人才（官員），跟科舉相比，隻是製度的範圍有所擴展，不僅選拔行政官員，更重要的是選拔技術幹部。當然，選拔之後還要經過高校的專業培養，這一時期的專業分得非常細，很技術化，有些特定的學校，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其專業設置往往跟國家各個部委相對應。在國家吞噬了社會的同時，原本為社會培養的人才，哪怕是工程技術人員、醫生、教師，也就都有了國家幹部身份。應該說，這種高考製度和與之對應的經過調整的高等教育體製，在特定的計劃經濟時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為國家提供成批的技術人才。然而，這種高考製度的弊病也是明顯的。在實際的運作中，高考成了名副其實的“指揮棒”，它不僅決定了高考前端的中小學教育走向，而且影響到了高考後端的高等教育的教學。由於統一出題統一考試，全國一盤棋，事實上高考把我們的學校教育，變成了“標準答案”模式，所有的教學環節都圍繞著高考題目轉，以高考的判卷標準為標準，不允許有任何的歧義，以免降低分數。這是一種給定真理式的教學，學生隻能接受，不能有創新，也不允許有創新。這種弊病，隨著計劃經濟時代的結束，中國進入新的世界體係，暴露得越發明顯。
事實上，人們對於我們教育體係存在的問題，已經有足夠清楚的認識，從上到下推行素質教育，已經有些年了，教材的改革，也在大聲疾呼，高考出題的模式，幾乎每年都想有所變化（但實際上變得有限）。但即使是最樂觀的人也不能不承認，素質教育的推行並不理想，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還是應試教育，所謂的素質教育，隻是點綴。大學的素質教育基本上沒有提上日程，僅僅加了一些無關痛癢的音樂美術之類的欣賞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