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帚集》是唯一一部由郭沫若生前編訂後，時隔近60年才首次出版的佚詩佚文集。
1939年初夏，時任政治部三廳廳長的郭沫若由重慶返回故鄉樂山，為父親郭朝沛治喪。居家期間，對少年時代所作的舊體詩文、對聯作了整理。返回重慶後，請人謄抄複寫成冊，題名為《敝帚集》。以後郭沫若未在任何地方提到這個集子，隻將它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各種文獻資料存放在一起，從重慶輾轉至上海、香港、北京，由夫人於立群長期保存。郭沫若生前沒有發表或出版《敝帚集》的原因可以從《敝帚集·題記》中得出。《題記》這樣寫道：
出蜀以前所為詩文，曩奔父喪返裏，於舊紙堆中搜得舊詩七首、文四篇、對聯五十二副，雖均幼稚而又陳腐，然亦足以蹤跡當年之情緒。爰錄為一集，顧曰敝帚，非欲自珍，以明其掃除塵穢之意而已。
《敝帚集》中的文字盡管被作者定性為“幼稚而又陳腐”，但仍然堪稱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學珍本。所以不可多得，正在於它“蹤跡”了作者“當年之情緒”。集子中《答某君書》、《寄大兄書》這兩篇文章和五十二副對聯尤為難得，創作於辛亥年末至壬子年初，字裏行間充滿清末民初青年學子的變革思潮，唱響了四川保路運動和巴蜀辛亥巨變親曆者的心聲與對革命的禮讚；渲出人民大眾對民族國家的光明未來與獨立富強的渴望與憧憬，是跨越中國百年曆史變遷的見證。郭沫若在自傳《少年時代》中對辛亥年間的自我做過這樣的比喻和評價：那是一個“天才的時代”，“讓我們這些平常人四處碰壁。我自己頗感覺著也就象大渡河裏麵的水一樣，一直是在崇山峻嶺中迂回曲折地流著”。《少年時代》中的《反正前後》得到過毛澤東不止一次的讚揚，說它真實生動地表現了辛亥革命的社會曆史場景，同他本人在湖南所感到的一模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講，《敝帚集》與《反正前後》恰有可比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