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報係《名牌》雜誌2009年十大年度精英的評選，被定位於知青群體。頒獎儀式，在著名的建川博物館舉行。這是由於這個博物館的創建者樊建川，也曾經是個知青。我被邀參加這個儀式以及知青論壇，在會上會下，見到了許多像樊建川這樣從前的知青，現在的精英人士。收了一堆的名片，不是老總，就是高工、教授，以及著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很多人，都是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大人物。
當然，這些精英人士也清楚，當年的知青“戰友”，有兩千多萬人，絕大多數離精英這兩個字很遠。他們其實是當下的弱勢群體，處境艱難。當初從廣闊天地回城之時，多數人歲數大了，沒有知識，沒有技能，沒有住處。好容易安置下來，成家立業，步步都趕不上。不是攤上工廠倒閉，就是輪到自己下崗。除了少數考上大學的人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是城市貧民。當年，這兩千多萬被趕到農村的青年，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的，隻是極少數，大多數人，雖然叫做知識青年，但中學隻上了一兩年，很多人其實就是小學生。在農村，在邊疆，他們吃了很多苦，但是卻沒有城市工廠生活的基本技能。如果說，對於成功人士而言，曾經的苦難，可以是財富，但對於更多沒有成功的人來說，苦難僅僅就是苦難。
在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知青運動。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這樣的事。用行政力量和政治動員，把絕大多數城市青年，都趕到農村，趕到邊疆。和平建設時期，幾千萬規模的人口的逆向流動。關於這場運動，流行的看法有兩個。一是說在中國當時的領導人心中，的確存在類似於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的情結，真的認為農民是最淳樸、最革命的人，城市裏的人，尤其是青年學生，應該接受農村的洗禮，接受農民的教育。所以，知青運動的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是說，之所以有知青運動，無非是因為“文革”的目標已經達成，該打倒的人都打倒了。這些紅衛兵和造反派，留在城裏，多少是一種動**的因素，重整秩序的威脅，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的存在，是城市的壓力。當局是為了消除隱患，以及減輕城市就業的壓力，才發動這場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