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2年我在《書城》上介紹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後，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大小媒體蜂擁而至，據說相關的討論會也開了幾次。出於中國傳媒可以理解的習性，所有的相關報道都好像是身處第一現場的獨家報道，所有的議論都出於自己的獨家發現。在這個小小的熱鬧中，大家對平江私塾的論說，自然是七嘴八舌，說什麽的都有。視私塾為“落後的教育形式”的言論固然令我不喜，對私塾一味地頌揚同樣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訪學的時候，一位到平江做節目的中央台記者電話告訴我，平江最後一個私塾隨著歲末一塊兒關門了。回來後，在電視上看到了這位記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國從孔夫子開始的、延續了幾千年的私塾教育，終於落幕了。
其實，平江最後一所私塾的關門，並不是中國私塾教育的終結。這個終結原本要早得多，大體是在清末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時裝入棺材；1922年白話文被定為官方教材使用文字之後，釘上棺蓋；及到新中國成立後，基本上已經入土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發現的東西，嚴格來說，隻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環境下殘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隻有生物體上的意義，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已經等於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後消失，雖然比我的預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洶湧到來的現代化浪潮中，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平江的山鄉也是正在消亡中的農村。在我調查的當時，就已經感覺到，平江農村使私塾賴以殘存的文化環境正在逐步被破壞，成年人長年到廣東打工的越來越多，當年的一位受訪者在贈給我幾首詩之後，就來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與此同時，人們的禮俗需要也在向時尚“進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使沒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壓製的態度，私塾也不可能長久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