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誌讓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是中國大陸改革之後，最早公開引進的西方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進得相當及時，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聯書店推出。
陳誌讓是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學的是經濟學。讀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憶篇劄，可知道當年的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以來最優秀的學者再加上一些怪傑，屬於那種有大師而無大樓的大學，這個大學又有讓學生隨便聽課選課的學風，不僅人文社科相互串門，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選課。出身經濟學的陳先生，後來居然做了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點都不奇怪。陳先生的書，跟那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樣，是我們這代學者的啟蒙之作。它第一次讓我們知道，原來近代史除了為領袖的言論做注釋，以及按這些言論所指示的路徑解釋兩大運動和三大**之外，居然還可以這樣寫。
“軍紳”兩個字，用來說明北洋時期的民國，傳神而簡潔。從晚清到民國，從權力結構上來說，正如陳先生所說，就是從紳軍變成軍紳的過程，軍人成了這一時期發言權最大的人。在政治體製上，軍紳政權則表現為軍國。北洋時期，從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再到胡帥張作霖次第當家，都是軍國；到了國民黨時代，他們自稱黨國，其實也是軍國，作為黨的國民黨並沒有當家做主，當家做主的是黃埔係的軍人；而原來居於舞台中心的紳，無論新舊，從張謇、嚴修到梁啟超、湯化龍，再到顧維鈞、曹汝霖這樣的留學精英，甚至包括跟當家的軍人領袖關係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凱的楊度、段祺瑞的徐樹錚、吳佩孚的張其鍠、張作霖的王永江，都隻能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