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國度，自秦漢大一統，建立官僚型帝國以來，朝廷用來平衡官民關係的法寶有三：一是強調官員的自律；二是朝廷對於官員的監管，因此特別設置了別的國家所沒有的監察係統，官小權大，替皇帝盯緊了官員；三是逐漸形成了半官半民的鄉紳階層，通過這個階層的製約，抗衡官權的無限擴張。
官員的自律，時間長了都靠不住，而監察部門的監督，也會隨著製度的疲遝，官僚機器的鏽蝕，形同虛設，隻有紮根鄉土的鄉紳靠譜一點。但由於整體上朝廷製度的廢弛、政治的混亂，這種鄉紳的抵製，也會變味，或者作廢或者變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類似研究的說法，所謂的鄉紳，也可以說是鄉村精英，隻要民這邊存在文化精英，那麽，官民之間就有緩衝，有溝通，關係即使逐步惡化，惡化的步伐也會慢一點。現在中國官民關係的難題是，一方麵，類似傳統官民關係的結構，依然存在。社會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員還是整個社會運行的主宰者。一個地方，得一優秀官員，則興；趕上一糟糕的官員，則敗。什麽事情，負責官員一言九鼎，民眾沒有聲音。但是，另一方麵，跟傳統社會不一樣，社會上的精英，跟民眾基本脫節，不僅鄉村不存在過去那種跟民眾關係密切的鄉紳，連城市裏的精英也跟民眾關係淡漠。相反，他們中的多數，倒是跟官員關係更加緊密，有事沒事，都自覺地站在官的一邊，甚至不惜睜著眼睛說瞎話，以專家身份，幫官員圓謊。這樣的結果，是使官民關係喪失了起碼的緩衝，對立迅速加劇。
當然，官民對立的根本問題，在現代社會，還是因為官的權力太大，而民這一方，幾乎沒有什麽權力，一邊無限擴張，一邊節節後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過“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後讓官員的上級得知情況，出手遏製，或者通過不那麽正常的渠道，通過媒體和網絡披露出來，還是讓官員的上級得知情況，然後出手遏製。可是，嚴格來講，官員的上級也是官員，除了最高領導，真正能從大局出發，遏製官權膨脹的，畢竟是少數。加上上級總比下級人數少，“正常渠道”經常不暢通，而媒體披露也有顧慮，網絡上的事又經常很難說，一個事情，是不是能變成網絡事件，製約條件很多，嚴格講，官員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盡管我們說，官員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還是有本事把事情控製住，隻要控製得住，民的反製就沒有作用，反過來，他們也就可以放心大膽地擴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