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後的流離轉徙中，是親身體會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人們所樂於稱道的名句。這顯然是從“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脫胎而來，但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詩人，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能有這樣明白的認識，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不過問題還得推進一步：既認識了這個矛盾，應該怎樣來處理這個矛盾？也就是說：你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的立場，為誰服務？推論到這一層，杜甫的階級立場便不能不突露出來了。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治階級服務的。
杜甫廣德元年（763）夏在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有《喜雨》一詩，詩裏麵有這樣的句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怎得用鋼鞭鞭打雷公，降下滂沱大雨來清洗吳越一帶！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請看他在詩句下的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原來他是要清洗或掃**吳越一帶的“盜賊”。那些“盜賊”又是些什麽人呢？我現在根據《資治通鑒》中所敘述，把當時的情況，揭示如下：
代宗寶應元年（762）八月，……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今浙江衢縣）。破之。……九月，……袁晁陷信州（今江西上饒）。冬十月，袁晁陷溫州（今浙江溫州）、明州（今浙江寧波）。
代宗廣德元年（763）夏四月庚辰（初七），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眾近二十萬，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杜甫所說的“浙右盜賊”，指的就是袁晁領導的起義農民。那將近二十萬人的農民起義軍，杜甫恨不得把他們痛“洗”幹淨。他的希望是達到了。他所敬仰的“中興名將”之一的李光弼——他在《八哀詩》中所哀悼的第二人，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但沒有等待他的鋼鞭，費了八個月的“剿滅”，把農民起義軍“掃**”了。這不明顯地表明了杜甫的階級立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