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舊時代的士大夫尊杜甫為“詩聖”，特別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說也是把他敬仰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們，尤其在解放之後，又特別強調杜甫的同情人民，認為他自比契稷，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懷抱，因而把他描繪為“人民詩人”，實際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麵孔。其實杜甫對於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麵他雖然不曾像李白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麵他卻是禪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篤，一直到他的辭世之年。
關於宗教信仰這一方麵的實際，完全為新舊研究家們所抹殺了。姑且把新近的見解，舉出一二例如下，以見一斑吧。有人說：“他（杜甫）和佛教沒有發生過因緣，王屋山、東蒙山的求仙訪道是暫時受了李白的影響”（馮至《杜甫傳》41頁），又有人說：“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領域中並不占什麽地位，……在他的頭腦中，佛道思想隻如‘曇花一現’似的瞬息即逝，特別是佛家的思想。”（蕭滌非《杜甫研究》50頁）這些研究杜甫的專家們，對於杜甫現存的詩文，是否全體通讀過，實在是一個疑問。
我現在想讓杜甫自己來反駁他們的主觀臆斷。
先從道教說起吧。杜甫在天寶三年（744）和李白相識以前，早就有求仙訪道的誌願和實踐了。晚年的回憶詩《壯遊》裏麵有這樣幾句：“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這是說他在開元十九年（731）二十歲時南遊吳越，已準備浮海，去尋海上的仙山——扶桑三島。這願望沒有具體實現，直到晚年都還視為“遺恨”。這難道是“暫時受了李白的影響”嗎？
他快要去世的一年，在湖南境內做的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注家多認為是杜甫的絕筆，雖然並不是那樣，但離死期已經不遠了。那詩的最後四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