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愛訴述自己的貧困，但往往過分誇大，和實際情況核對起來有很大的懸隔。
例如他在乾元二年（759）初冬寓居同穀（今甘肅成縣）時所做的有名的《同穀七歌》中，便有不少極其誇大的成分。第一歌裏說：“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穀裏。”這把自己寫得來就像周口店的“北京人”一樣，年年歲歲都跟猴子一道，在山穀裏過野人生活。其實乾元二年杜甫隻有四十八歲，即使早衰，也還不至於就白發垂耳吧？那一年的初冬他隻在同穀住了個把月光景便出發往成都去了，怎麽好說“歲拾橡栗”呢？就在那一年，他自己在《發同穀縣》一詩中說過：“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一年之中就旅行過四次：春末從洛陽回華州，秋天由華州往秦州，初冬由秦州往同穀，仲冬由同穀往成都，他何嚐是周年四季都在“山穀裏”挨饑受凍？把自己的貧困誇大得太不著邊際了！
第七歌裏麵也有這樣的話，“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這說得來好像三年之間他都在逃荒。由乾元二年冬倒數上去的“三年”，是唐肅宗乾元二年、乾元元年、至德二年。至德二年四月，杜甫由賊中逃出，趕赴鳳翔行在，被任命為左拾遺。繼因疏救房琯獲罪，八月遣回鄜州省家。十月肅宗李亨回長安，杜甫扈從。乾元元年六月被謫貶為華州司功。冬末乘間赴洛陽。乾元二年便是上麵說過的“一歲四行役”之年，杜甫的名詩《三吏》和《三別》即產生於這一年的春夏之交。行役的情況，深幸杜甫在詩中多所敘述。《潼關吏》：“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可見由洛陽至華州是乘馬。《發秦州》：“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可見由秦州到同穀是有車和馬。《白沙渡》：“我馬向北嘶，……攬轡複三歎”，可見由同穀到成都也是一樣。隻有由華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詳，但由華州出發以後是帶著妻子同行的，妻子坐車，杜甫騎馬，可毫無疑問。多謝杜甫這些傑出的紀行詩，證明了他自己並不是窮年累月餓著肚子在荒山深穀裏徒步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