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走了,媒體的朋友覺得我該說點兒什麽。看到報紙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覺自己是該寫點兒什麽。寫什麽呢?我不認識先生,僅僅是先生的讀者,千千萬萬喜歡先生文字的讀者之一。隻是,在有些人看來,我作為一個弄史的人,寫作風格,跟唐德剛先生有幾分相似。甚至還有記者問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剛先生的影響。就憑這個,我也該寫幾個字。
沒錯,我很喜歡唐德剛先生的文風。但要是說我的寫作風格受他的影響,倒也未必,因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寫東西已經是現在這個德行了。細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實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剛先生的東西,是北師大出的內部資料,唐德剛先生做的胡適先生的口述史,絕對是沒有版權的。不過,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這種事稀鬆平常。這套胡適口述史,正文遠沒有注釋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釋。唐德剛的注釋,跟別人不一樣,對正文的考訂解釋,僅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評論。大段大段的評論,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幾乎每段正文後麵的注釋,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訂,有解釋,更有點評,調侃,借題發揮,甚至還有自家身世與胡適身世的比較,我就是在這套書裏,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經曆,比如如何到美國留學,如何到餐館刷盤子掙學費。讓人想起當年梁啟超為蔣百裏的《文藝複興史》作序,結果序言比人家正文還多。後來再看唐德剛先生專門寫的《胡適雜憶》,雖然也覺得內容比較豐滿,但《口述史》注釋的那股子放肆的勁兒,似乎卻少了一點兒。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憶錄》,做的中規中矩,史料價值極大。但由於沒有先生那特別的注釋,就文字而言,對我的吸引力就不那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