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雖然一時半會兒儒學並沒有真的尊貴起來，但大方向一定，變化總是會出現的，慢慢的，儒學地位高了起來，儒生的隊伍開始壯大。選官的察舉，本來選拔的標準很是實用主義，沒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漢的後期，也開始一點點板起麵孔，講究起來，原來的賢良、文學、治劇、優異等選拔名目，最後隻變成了“孝廉”一個名堂。選官的製度杠杆，是社會風尚改變的利器。於是，社會上稍微識幾個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來對五經有點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後，終於有了出頭之日，通一經賣一經，不愁門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雖然沒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麵，卻走的比漢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遠，因而儒術在獨尊的方向上，推進了一大步。僥幸得了天下的劉秀，當然隻能接過接力棒繼續走。東漢的政壇和文壇，都成了經學的天下。通經，逐漸成為被察舉征辟的先決條件，各地的學校自然都塞滿了人，而京師的太學更是人滿為患，最多的時候達到十幾萬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學兼職。進入太學而且有機會成為這些人的弟子門生，那麽出仕的機會無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職畢竟有限。大家一擁而上的時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眾。實在擠不上去的就得別尋門路，班超的投筆從戎，跑到西域冒險，就是刀筆吏的非儒學化的一種選擇。隻是像班超這樣的人畢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來越窄，大家還是擠在一條道上，誰也不肯下來。後來太後和皇帝跟宦官們勾連起來，把官爵掛起來賣，於是太學生大嘩，鬧起了學生運動，這是後話了。
察舉是推薦選拔，需要有“群眾評議”。那時的群眾評議不是虛應故事，真刀實槍，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評議，推舉“孝廉”。讀書人每年都會定期對自己地方的士人品頭評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評議就叫“月旦評”，留下來一個成語叫“月旦”。在開始時候，隻要老實巴交，認真讀書，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評。時間一長，競爭加劇，如果想讓人們“月旦”出個好結果來，非得有點特別的表現不行。努力讀書，鑽研經書當然可以，那個時代，也的確出了不少皓首窮經的人物。但是走這條路，實在太難，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夠了時間也做不出來名堂。於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為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