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所有有民眾參與的政治運動，從抵製美貨、收回路礦權，到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等等，都很自覺地把自己跟義和團劃道線，對外強調自己不是鬧義和團，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強的內容，也是文明排外。這條線，就是文明。五四運動，當然更是這樣。運動的參加者，無論學生還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覺地把自己的行為，放在“文明”的藩籬之內，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爭取給外國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動武，也有意克製在自己人的範圍之內，對深惡痛絕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運動從本質上講，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其發生的背景，跟義和團一樣，有著民族危機的因素，至少是參加者意中的危機。對於義和團運動來說，山東直隸一帶的民教衝突，以及由德國蠻橫占據青島和強修膠濟鐵路，的確對這場運動的下層參與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毀掉了維新變法的朝廷上層，不僅要麵對自甲午以來的邊疆危機，而且還要麵對列強因停止變法的不滿和壓力。同樣，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在學生和關心時局的部分市民看來，也是一種國家危亡的前兆。而這種認識，在部分社會上層人士，包括部分軍閥和政府內部親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鳴。
因此，五四運動雖然看起來很文明，不僅不直接對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動，最有力的武器，無非是抵製日貨。甚至連日貨這個名稱也隱晦起來，改為“仇貨”，或者“某貨”，以求征得西方列強的同情，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鎮壓遊行，開槍打死打傷多名遊行民眾時，也沒有因此而掀起一場針對英美的抗議運動。但是，一個自反洋教**到義和團運動以來的魔咒，卻在號稱文明理性的五四運動中，還是出現了，這就是所謂的洋人下毒的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