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七日《屈原》決定在北碚上演，朋友們要我去看，並把嬋娟所抱的一個瓶子抱去。這個燒賣形的古銅色的大磁瓶，是我書齋裏的一個主要的陳設，平時是用來插花的。
《屈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經看了很多回，其實是用不著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們的辛勞非得去慰問一下不可，於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曉我便由千廝門趕船坐往北碚，順便把那個瓶子帶了去。
今年延綿下來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開朗，已經斷續地下了好幾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著，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賣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戲的人便不會來。北碚的戲場又是半露天的篷廠，雨大了，戲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們都很焦愁。
清早我冒著雨，到劇社裏去看望他們，我看到每一個人的表情都沉悶悶地，就象那梅雨太空一樣稠雲層迭。
有的在說：“這北碚的天氣真是怪，一演戲就要下雨。聽說前次演《天國春秋》和《大地回春》的時候，也是差不多天天都在下著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說：“假使將來要求雨的時候，最好是找我們來演戲了。”
我感覺著靠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來，但同是一樣的雨對於劇人是悲哀，對於農人卻是歡喜。聽說今年的雨水好，小麥和玉蜀黍都告豐收，稻田也突破了紀錄，完全栽種遍了。
不過百多人吃著大鍋飯的劇人團體，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時節，演不成戲便沒有收入，的確也是一個偉大的威脅。
辦公室裏麵雲衛的太太程夢蓮坐在一條破舊的台桌旁，沒精打采地在戲票上蓋數目字。
桌上放著我所抱去的那個瓶子，呈著它那黝綠的古銅色，似乎也沉潛在一種不可名狀的焦愁裏麵了。
突然在我心裏浮出了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