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李公樸遭難，十五日聞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領導民主運動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殺。這裏毫無疑問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白色恐怖的陰謀擺布。下手人看起來好象是瘋狂了，但其實隻是一二人在暗裏發縱指使。那發縱指使者的一二人，象聞一多這樣自由主義的學者，竟連同他的長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無恥的政治暗殺的手段來謀害，不真是已經到了絕望的絕頂嗎？
誰都知道，一多出身於清華大學，是受了美國式的教育的。當他在美國留學的期間，曾經寫過很多有規律的新詩，他的成就遠超過徐誌摩的成就。他雖然和創造社發生過關係，他的詩集《紅燭》是由我介紹給泰東書局出版，但他從不曾有過左傾的嫌疑。回國以後一直從事於大學教育，詩雖然不再寫了，而關於卜辭、金文及先秦文獻的研究，成了海內有數的專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類似，但我們的相見，卻隻有兩回。一回是在抗戰初期的漢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蘇聯時所路過的昆明。沒想出昆明一別便成了永別了。在先秦文獻的研究上，一多的成績是很驚人的。《楚辭校補》得過教育部的二等獎金，讀過這部著作的人，誰個不驚歎他的方法的縝密，見解的新穎，收獲的豐富，完全是王念孫父子再來？我所見到的，關於《莊子內篇》的校記及若幹《詩經》的今譯，也無不獨具隻眼，前無古人。他還有很多的腹稿待寫，然而今天卻是永遠遺失了。這是多麽嚴重的損失呀！
誰都知道，由於政治的不民主，中國招致了九年的外寇，弄得來幾乎亡國。這是國內外所共同承認的事實。愛國的文人學者們不忍坐視國家的淪亡，同時更認識到國難的症結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變作風，這僅僅是最近兩三年來的事。一多之參加了民主運動，也正是在這個潮流中有良心的學者的愛國行為，難道這就是犯了該死的罪嗎？有一部分人的偏見，認為學者文人根本不應該過問政治，然而政治惡化到了今天，連學者文人都不能不起來過問了，這到底應該誰個負責？孫中山所擬議的國民代表大會，連學生都應該有代表參加的，誰個說學者文人們便不該過問政治？而且今天的學者文人們對於政治的要求，隻是作為一個民國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我們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權利的保障，要求廢棄獨裁，廢棄一黨專政，難道這便行同不軌嗎？